恰逢世界杯，赶考是煎熬

　　本科“含金量”贬值

　　沈晓鹏，浙大城市学院教师。1998年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考入沈阳东北大学英语系，并于2003年考托考G后赴美国留学。在经历了多年的考试生涯后，他回到杭州，走上大学讲台，延续着考试的缘分。

　　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狂热足球，所以1998年的高考对我是一种煎熬，因为正逢如火如荼的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像我这样的球迷，高考是一场折磨。

　　记得高考前一个月基本就是频繁的模拟考试，一周一两次，大家奋笔疾书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感觉最大的压力来自高考倒计时牌，学习委员每天早早就在黑板上更新日子。后来，这样的倒计时牌居然也出现在学校的宣传栏里，令高考的凝重气氛蔓延到学校的各个角落。不过，我们也通过自己的方式解读计时牌，给自己解压。比如把它理解为世界杯4强决赛的倒计时。

　　1998年7月高考的那几天，高温纪录不断被刷新。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空调，凉水擦洗过后的席子一会儿就干了，躺上去不一会儿又被汗水浸得粘粘的。晚上，躺在闷热的房间里，耳边是隔壁传来的孙正平激情的解说，脑子里逼迫自己想着明天考试的场景，真是备受折磨！

　　在考场上，最紧张的是首场考试，也是决定胜败之关键。之后的两天考试，基本在惯性驱动下完成。有意思的是，每门课考完后，同学之间谈论最多的并不是考试情况，而是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原因可能是怕讨论考试，受到比自己出色的同学的打击。同时，我们班的球迷也特别多。

　　3天的高考一晃而过，比数倒计时牌的感觉痛快多了！比起考前漫长的心理起伏，这种高考的煎熬反而更能承受。在过去了近10年后的今天，看到高校大规模扩招，几乎每个高中生都要走这条路，深感国内大学本科文凭的“含金量”已相应贬值，所以我这辈的大学生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学得更前沿更尖端的知识后再回国创业，报效祖国。

　　90年代弄潮儿

　　出国深造回国创业

　　记者感悟：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1999年大扩招，高考发生极大变化：“3＋2”高考模式开始实施，各种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毕业后国家不再包分配，多数自主择业。高考的种种变革，更接近现实，更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沈晓鹏代表着不满足于现状，出国深造再回国创业的新一代海归派。

　　被社会高度关注

　　强迫自己入睡

　　郦娜，浦发银行杭州清泰支行职员。2000年毕业于杭州长河高级中学，考入浙大城市学院，学习财务管理专业。

　　高三。

　　如同一台不会休息的机器，所有的一切都被学校、老师安排得满满的，自己就像车轮一样无休止地旋转着。我读的是一所寄宿制中学，每天奔波于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

　　记得那时，宿舍规定有熄灯时间，为了多看点书，大家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因为被宿管员发现是要扣分的)，不看不行啊，人家都看，你不看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高考前夕，一场场考试，一次次练兵，每一次名次的搏杀，都让自己大口喘气。临近高考，学校留下近一周的时间让我们回家自己复习，最重要的是调整睡眠时间。而在这时，社会上为了保障考生的复习和休息，又采取了各种“静音”措施。其实，人处在那种被高度关注的状态下去迎考是非常难受的。记忆犹新，7月6日高考前一天晚上，非常静，我强迫自己入睡，但是脑袋不听话，嗡嗡嗡的睡不着。

　　高考终于来临！在赴考的车上满耳都是高考的声音，考点的环境很熟悉，因为早一天就按老师的要求，去摸过门了。当时我是在杭二中考点参加考试，家长只能送考生到校门口，同样紧张的家长被止步在了校门外。

　　开考铃声响起，我用我的12年所学开始作答……那年是浙江省首次实行“3+X”科目设置方案，总共分4场考试，只用两天，检验了我这12年来的努力。

　　21世纪E代：

　　抗拒应试教育

　　记者感悟：2000年后的高考生是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一方面，他们抗拒应试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仍要在高考指挥棒下生活和学习。在竞争日益激烈、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现状下，考上本科，成为万千家庭为之奋斗的目标。郦娜就是在夹缝中挺过来的新一代高考生。在社会的呼声中，我国高考不断进行改革，试图在提升素质和减负中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