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举报自考泄题

　　他们担心的是那些答案的贩售者们会把自考文凭的最后一点价值也贩卖掉

　　深秋的北京，天空湛蓝，王薇(化名)也一脸轻松，此时是10月26日16点30分，她刚刚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考场里走出来。

　　这是今年10月份全国自学考试本科法律专业的最后一门。

　　“考得不错！”她在心里慰劳自己。如果一切顺利，她就可以开始准备毕业论文、答辩，然后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了。

　　为此，她已经整整付出了六年的时间。她很累了，需要好好地补上一觉。

　　第二天一早，按时发送的手机电子报搅扰了她的好梦，里面的一条信息更是打消了她的好心情。

　　据报道，“经北京教育考试院确认，在前天和昨天进行的全国高等自学考试中发生严重泄题事件。”自考法律专业的7门课中有5门涉嫌泄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即为其中之一。

　　“通过率高达98%以上”

　　10月26日上午，民事诉讼法8点30分开考。

　　早在前一天晚上11点13分，刘昌松收到了郑辛的一条短信，上面有全国自考民事诉讼法科目考试的全部内容，包括选择题答案，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的所有题目。

　　刘昌松除了执业律师身份之外，还是北京数所民办大学兼职教师，教授多门法学课程。他决定揭开法律自考泄题“盖子”的想法半年前就有了。

　　“我要通过学生的牵线，才能买到答案。因为不是熟人，他们不卖。”刘昌松说，他这次找了三条渠道，分别通过三个学生：小费(化名)、吴鹏(化名)和沈芳(化名)，沈芳就是通过郑辛购买的，郑辛的身份也是自考生。

　　一般来说，各科考题的答案都会在考前两小时发到考生的手机上。在两个小时里，考生有充足的时间来记住答案。

　　“我就跟郑辛说，我的基础比较差，他发给我的中国法制史的试题，尽管告诉了答案在书中的页码，但这些页码我找起来都特别费劲，我向他提出能不能早一点把题告诉我？”刘昌松说，他这样叫苦报怨的目的是想弄清楚卖题者手上到底什么时候就有真题了。

　　印证的结果是，“郑辛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手上已经有题了”。

　　10月份自考开始前，刘昌松就跟北京市自考办考务科的负责人白老师、全国自考办考务处、全国自考法律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的相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这使得他能够在每门课程开考前半小时至一刻钟不等的时间内，很方便地将买到的试题及答案通过短信发送到他们的手机上。

　　民事诉讼法开考后半小时，也就是10月26日的上午9点，刘昌松接到了白老师的电话，“基本无误”。当天下午2点40分左右，他又向刘确认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试题与答案“基本无误”。

　　一天前，郑辛刚刚向刘昌松兜售了民法和中国法制史两门课程的答案，每门约定150元，短信发送。

　　“当然这个卖题人非常谨慎，他把题卖给我的时候，不敢直接冲我这里收钱，都是找牵线的人。”

　　考试结束当晚，郑辛就发短信给刘昌松，“先把今天上午的钱让小沈给我”，至于下午中国法制史答案出错，他表示，“属于意外”，“这事也不能保准的”。自然，这门课的钱也就不要了。

　　早在考前两三天，甚至一周，自习室里就开始有人在小声地“叫卖”答案。

　　“他说如果不真就不要钱，考完了如果是真的再给钱。”沈芳说，她在自习室里就遇到了好几次，郑辛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上她的。

　　每一科目考试前半小时，还有人在考场边上悄悄地问，“要答案吗？考出来再给钱。”

　　在今年的两次自考前，黄灿(化名)观察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每门课开考前半小时，大家都在翻书，而且都是很有目的，直接翻到某一页。

　　黄灿现在的身份是京城某民办高校的工作人员，曾担任过学生辅导员。

　　“整个校园里完全是炸开了锅，大家都不议论其他话题了，都在忙着卖题、买题、背题，其他内容根本不复习。”刘昌松说。

　　有的学生连记住选择题答案都嫌累，“直接把答案写在了袖口上”。

　　有的学生“一上去就写大题”，两个半小时的考试，40分钟就答完了，“选择题直接就涂卡”，连试卷都没看。

　　实际上，10月份的情形只不过是今年4月份相同景象的重演。《新世纪周刊》从多条线索得知，4月份法律自考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泄题事件，包括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国际私法、法理学等多门课程。

　　在小费所在的班级，4月份涉嫌泄题的科目单科通过率竟然高达98%以上，“也就是一两个人没过”。

　　“正常来说，20%到30%的通过率是常见的，部分班级有50%的可能，但一次性通过90%绝不可能。”黄灿说，如果通过率超过90%的话，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拿到题了。

　　根据从小费、吴鹏和郑辛三条线上得来的答案，刘昌松判断，试题泄露远不止一条线，有“好几条线同时在泄题”。

　　黄灿则认为，主线应该只有一条，也有可能是在传递的过程中，部分试题的表述会有一些改变。

　　不过这些详略程度稍有差异的答案信息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该课程试题已经全部泄露。

　　“主观题甚至准确到连题号都一样。”刘昌松说。

　　“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一位校址在北京市延庆县的民办大学辅导员告诉《新世纪周刊》。

　　“我愿意做炮灰”

　　今年4月份自考后的第一节课，刘昌松发现课上不下去了。

　　“大家都在讨论，觉得上课没有意思了，自考快要完蛋了，反正学不学习都一样。

　　”刘决定在课堂上公开表达自己对于泄题事件的看法，“没想到一讲就是40分钟”。

　　刘的个人经历比较复杂。军医出身的他在1992年完成自考法律专科阶段的学习，并在同年参加全国律师统考取得了律师资格。后来又陆续从事过执业军队律师、军法官等职业，2004年转业到地方从事专职律师工作。

　　那堂“特殊”的思想政治课讲到高潮处，刘振臂一呼，号召台下的学生们“能勇敢地站出来”，“同这种丑恶的现象作斗争”。

　　大家都低下了头，不再看刘。

　　只有小费站了出来，“我愿意做炮灰”。他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和刘老师一起实名举报泄题事件；第二、从其所在的民办大学退学，决心凭借自己的努力完成自考。

　　4月29日，刘昌松将小费撰写的举报信发给了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自考办和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后来又一起去公安局报了案。

　　“由于事先没有收集好证据，这次举报没有成功。”刘说。

　　最后的结果不了了之，4月份法律自考所有课程的成绩照常公布，购买答案的学生都尝了“甜头”。

　　这一次，他们事先准备充分，并且主动联系了媒体，“通过媒体，他们的声音会放大”。

　　10月26日晚间，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表示，他们已经对北京所有的考区、印刷、监印、运输、保密各个环节进行自查，都没有出现问题，“只是自考是全国统一命题的考试，我们这边的能力也有限”。

　　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已经对此事展开调查。

　　与自考相关的网络论坛上也在热烈地讨论此事。有网友称，刘的这种行为“会让整个社会更加看不起自考生”；也有网友力挺刘，认为他做得对；更多的人则关心批改试卷过程中会不会人为地“压分”，甚至“重考”。

　　“我也是自考生出身，对于这种砸牌子的事情深恶痛绝。”军人出身的刘昌松并不否认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对于社会声名从不拒绝。在接受央视《东方时空》采访时，他索性连原来在平面媒体上使用化名的做法也放弃了，直接面对观众，接受访问的地点也选择在了其任职的律师事务所。

　　“我相信这一次不会不了了之。”刘昌松信心十足。

　　10月31日晚上，央视的节目播出以后，小费接到了一条匿名短信。匿名人骂他是“傻×”，就算站出来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被人利用”。

　　“我已经从那所学校退学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小费说，“而且我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自考。”刚满20岁的他，两年前离家北上，来京求学。现在，他与几个朋友在人民大学附近合租了一套房子，目标是两年后考取人大法学院研究生(Q吧) 。

　　不过他还是有一点担心，某些“高层”会不让他在自考中顺利毕业。他在节目中直陈“有一门试题的答案来自自考办”。

　　“这小伙子就是一愣头青。”一位观看了当期节目的高校教师说。

　　挽救自考含金量的唯一机会

　　连续泄题事件发生后，原本流动性极高的民办大学校园更加“躁动”起来。

　　“我们班从刚开始的80人，缩减到现在的20人不到。”小费说，法律专业其他班级的情况也是这样。

　　他退学之后，其所在的法学院已经进行了班级的合并，原来的几个班合成了一个班。

　　“4月份自考前我也听说了，但我不相信。因为每次考试前都会出来很多所谓的真题。”刘昌松说，那次考完后，学生们反映题目是真的，班上有些同学就要退学，觉得上不上学没什么关系，反正考试的时候就会有题，背一下就过了。

　　“很多同学都不想学了，学干嘛呢！直接买答案就能过了嘛！”黄灿觉得学生的工作更难做了，这些学生本来就是“难管的孩子，父母都管不了”。

　　让黄灿有点哭笑不得的是，“其他专业的学生都开始羡慕法律专业的学生，好考，容易过”，“还真有其他专业的人转过来了”。

　　自考法律专科连英语都不用考，学生只要参加两三次考试，每次都能拿到大部分科目答案的话，“一年半、两年就能拿到专科文凭了”。

　　黄灿和小费都认为，“受到冲击最大的其实是那些好学生”。

　　他们所说的“好学生”是指那些凭借自己的勤奋在努力复习考试、没有购买答案的学生，比如王薇。

　　“依照以前的经验，如果发生泄题的情况，重考的可能性不大，一般会压分。”刘昌松分析，压分对好学生更加不利，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拿到答案的学生客观题肯定能全对，这部分压不了分；主观题来说，他所有的要点都答到了，扣分的空间也不大。”黄灿说，“有答案的能考90分，你压一下，他也能得70分，还是能通过。”

　　但对于好学生而言，情况就不太妙了。这些好学生正常情况下能考70分，一压分，可能就不及格了。

　　“这很不公平。”王薇有些无奈地说。

　　他们都赞成所有大规模泄密的科目重考，并且认为，这是挽救自考“含金量”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重考还泄题，国家的信用体系也就彻底崩溃了。”

　　民办大学：“自考助学单位”

　　中国的自考制度已经实行了27年，由于其要求严格，通过率极低，长期以来自考学历受到相当青睐。一个自考生念兹在兹的事例就是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承认中国的自考文凭。

　　自考制度运行至今，考生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民办大学与自考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除极少数具备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大学之外，大多数民办大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定义下，它们的真实身份只是“自考助学单位”。

　　“这些高考(Q吧)的失败者现在构成了民办大学学生的主体，也构成了自考的主体。”黄灿说。

　　“现在民办大学的课程已经完全围绕自考。”刘昌松介绍，学校的教学安排跟着自考科目走，“自考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所谓的“校考”就是走走过场。学生们都知道，学校颁发的文凭并不被国家承认。

　　民办大学的任课教师大多是兼职的，“他们无所谓，反正就是来挣课时费的”。当然如果所带班级通过率很高，他们脸上也有光彩，“觉得很有面子”。有的教师甚至直接参与了泄题。

　　“4月份的刑诉考试前，我们的授课老师就把答案通过短信发给了这门课的课代表，让他传给大家。”小费说，这个老师的答案从哪里来的，他们就不知道了。

　　“学生自然不会告诉校长，我弄到答案了。校长和其他领导们可能不知道具体的细节。”黄灿说，校方即使知道一些情况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办大学夹缝中求生存的外部环境也使得学校不可能成为出头羊。

　　“学生、老师乃至民办大学，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刘昌松担心，如果这种情况再恶化下去，“不出两年，自考这块牌子就要彻底砸掉了，大家都遭殃”。